[18] 二战后，将警察概念的目的要素加以限定再次成为主流。

三监察措施的程序设置 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监察措施的设定和实施，特别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等，应当遵循《宪法》《立法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这一点毫无疑义。监察程序设置的首要方面，是建立监察行政和刑事案件办案程序的分类与转换机制。

（二）行政性留置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监察措施的法律救济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案件，也需要与司法合理衔接。法律上的监督，还是有赖于监察措施与司法的合理衔接，设置可行的救济途径，以平衡权利和权力。效能监察与廉政监察，一直被作为行政监察机关的两项主要职能。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法学》2016年第12期。（三）律师介入与国家责任 在监察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被调查对象委托律师介人的权利应当予以充分保障。

留置的期限，应当有妥当合理的规定。从性质上来说，监察机关与被调查人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法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因此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健全社情民意表达、汇总分析机制以提升密切联系群众能力。

[19]ii-iii共同体生活实质是一种能思考、能意识并以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生活。最后，该类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指四方共同体成员相互交往之共同社会治理生活所指向的对象。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37]在实际中，人们之所以会去接受支配……期望在世间或在彼岸得到报偿。

又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八、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中则基于前述权力设定之渊源性指引，进一步将各民主党派基于参政党地位所需参政协商权明确界分为公务管理权、决策参与权、意见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故执政党作为政治领导者的预设权威并由此生成之人民群众对其的自愿性拥护，是基于所取得之革命与建设成就的双重检验而确立的。

其一，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该层面存续着的预设权威堪称共同体精神显现之预设权威的外延表象。以该类合作惯行为核心的传统因素经由政治组织的自律性规范确认后，从而让执政党的预设权威地位更多地成为了一种传统抑或行为习惯。基于此，各民主党派应积极提升政治认同感、将宪法精神和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基本的活动准则，以加强政治思想建设。

该类协作式权力参与旨在固化各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参政友党关系，通过在思想、行动上保持与执政党的一致性而实现其政治价值。四、余论：厘清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法律关系前提下完善相关规范设定 解析前述作为理想类型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应具备的特有属性，旨在探寻于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中检视共同体理论以证成该理想类型的可行途径，从而实现对既存现实问题的整全性校正。政党的政治行为实质上就是实现其政治价值的过程。这三类关系共同赋予了共同体关系存续的互助性，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共同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助[20]。

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该类领导更多地是一种自愿基础上的思想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也是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的应有之义，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具体展开。这种亲密性造成了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同，难分彼此，对自己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形成了共同体中无形的凝聚力[35]。

人们构成共同体，必须有法律[45]，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所依托的公正制度即承载着凸显善之规范设定的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相关规范性文件，可从作为硬法规范的《宪法》和作为软法规范的党内法规、政协文件这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该类实践活动往往围绕宪法权威的确立而展开，强调执政党及各民主党派依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最终根据宪法规范、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基本精神的指引而实现对各项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共同治理。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分别规定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厘清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法律关系是彰显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特有属性的逻辑起点。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特邀人士作为联系群众的纽带更强调精神层面的导向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10条则规定该类领导更多地是一种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领导。该类监督式权利表达旨在确保政治领导者主导、协助领导者辅助、参政议政者调和的国家治理实践彰显实效，并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表达所具有之对公共权力正常运行的保障和导向功能，对公共权力偏离轨道的防范和矫正功能，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惩戒和教育功能以及对政治稳定的保持和促进功能[32]，而促成人民群众作为主权享有者之终极监督地位的巩固与实现。

（一）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中的预设权威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中固化了的预设权威有助于强化共同体四方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中的良性统治实质就是一种预设权威所推进的以公正制度为表征的法治化生活方式。

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皆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则各民主党派与执政党在价值主体上具有共同性。进而透过执政党领导政协之核心引领作用的辐射效应来实现对人民群众相对间接的广义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其二，协助领导者的协作式权力参与。（二）协商民主下共同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助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助往往通过该类共同体与共同体各方成员在相互依附前提下生成的默认一致行动而实现。

1.作为硬法规范的《宪法》表征之良性统治 作为硬法规范的《宪法》相关规定符合合乎正义前提下具备差异化的有用性与满足分配的公平之善的要件，能够作为一种规制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实践活动的国家强制力保障之公正制度而表征其法治化的生活方式。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于政协制度框架内在党员遵守党纪法规的个体层面和党依法开展活动的整体层面皆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在第一章工作总则中就执政党与其他三方共同体成员实现合作的具体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予以了列举式具体规定。其中人民团体作为执政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更应发挥居中协调组织的桥梁沟通作用，以推动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切实贯彻执行。

例如，《宪法》第2条规定之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规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

（一）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往往通过该类共同体各方成员彼此间的有机结合而实现。该类共同体应具备的互助化关系存续属性主要通过共同体各方成员彼此间的有机结合以及共同体与共同体各方成员生成的默认一致行动而实现，其应具备的自足化系统调整属性则主要通过共同体中预设权威所推进的良性统治而显现出来。

人民群众成为了执政党纲领明确指向的价值主体，三类文明协调发展所表征之人民群众利益与需要的达致程度则成为了执政党纲领清晰设定的价值标准与目标。一方面，《宪法》所表征的相关硬法规范就该类监督关系予以了渊源性规制。

系统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依宪执政作为一种执政党依宪治理国家的实践活动，即意味着执政党依据宪法精神、原则与规范治国理政，按照宪法的逻辑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其核心是树立宪法权威，依据宪法治国理政[1]。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Sitte）[38]200统治者（或者若干统治者）是依照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确定的，对他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的固有尊严。完善与其他组织、机构的沟通协调平台建设以提升有效合作共事能力。一方面，《宪法》所表征的相关硬法规范就该类领导关系予以了原则化、概念化规制。

其一，人民群众参与政治领导者的权力行使。总体而言，《宪法》的相关规定固化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并明确了人民群众作为权力享有者的应然与实然要义，为执政党实现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所需各类具体权力资源的取得以及在其领导下各方共同体成员参与依宪执政实践活动提供了渊源性根本法设定。

其次，发挥主体共治作用的政治协商层面，该层面包括作为参政议政者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人民群众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于政协制度框架内实现平等交流、互动沟通，以充分表达各种意见、反映各类利益诉求，最终达致协商民主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该类表率式权力干预旨在矫正有悖于共同体权力责任、权利义务有机运行的秩序状态，使之恢复良性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共同体对共同体成员行为的引领以及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存续的维护这两个方面。